昭乌达盟的实例


这里死亡人数是“挖肃”当时现场打死、逼死之数。放出来回家之后由于伤重陆续死去的为数不少,未做统计。

巴林右旗益合诺尔公社书记拉布杰,在武斗中四个钉子砸进脑袋里,带着钉子斗了十二天。巴音敖拉公社兽医站干部胡其吐被活埋,并将他十八岁女儿揪打之后凶手们进行轮奸。他们武斗女人时都剥光衣裤再行凶。巴音汉公社怀孕六个月的斯琴高娃挨打之后流产双胎,还有的凶手硬逼着当母亲的说“我是母驴”,再叫当儿子的说“我是叫驴” — 阿拉腾德力海 《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》—

1968年10月,在深挖、狠挖“新内人党”的运动中,巴林左旗乌兰套海公社的八一大队闻风而动,决心以实际行动继续揭发阶级斗争动向。在“新内人党”里,以想当然的方法,弄出了个吴喇嘛组织“新内人党”“黑线马队”案件。在讯刑逼供下,吴喇嘛被迫承认组织了“新内人党”的“黑线马队”以及企图暴乱的“罪行”,并供述与他有点亲戚关系的社员李树友是骨干分子。当即,三十八岁的李树友被揪了出来,接受批斗。

  在批斗会上,李树友被悬吊在房柁上,“群众专政指挥部”喝令他交代参加反动组织“新内人党”的罪行。李树友为人忠厚正直,不会变造谎言,因此,惹怒了斗争者,在主持批斗会的人的指挥下,五、六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口里喊着“帮助,帮助他”冲向李树友,拿起鞭子向他抽去。李树友被打的变体鳞伤,痛不欲生,违心地承认自己参加了“新内人党”,还发展了他的妻子……接着,他怀孕八个月的妻子于凤喜也成了专政的对象。

  一天,于凤喜被揪出来参加批斗会。她不愿意违心地“坦白”。结果被拔光了上衣,赤裸着胸背,挨打挨踢。当一脚踢在她的肚子时,她当场晕了过去。得不到于凤喜的口供,“群众专政指挥部”的人,逼迫于凤喜关系甚好的外甥女抽打她。在威逼之下,于凤喜的外甥女咬牙抽了她俩鞭子,随即又无法控制的跪倒在于凤喜的面前,痛苦到:“我对不起你啊,我是昧着良心……”外甥女被粗暴的拖走了。对于于凤喜的折磨却仍在花样翻新。第二天,于凤喜流产了。

  李树友十五岁的儿子年轻气盛,看不得着灭绝人性的作为,冲去找“群众专政指挥部”却被当作“小内人党崽子”遭到毒打。李树友刚过十岁的女儿在小学上学,她被小学生看作“小内人党”,在上学、放学的路上和离开家的时候,经常遭到辱骂和殴打。

  于凤喜流产后,同村的一些好心人联名做保,让被关押着的李树友回家照顾妻子。“群专指挥部”给了七天期限。第七天,一个民兵奉命通知李树友说,“超假不归,死路一条!”李树友知道,不去是死,去了也得被折磨死,他即使死了,他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与难。真是走投无路了。无奈他们一家四口,一起梁自尽了。

  类似的情况,在内蒙古比比皆是。其残忍可以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残忍相匹敌。例如,一位女青年坚决不承认自己是“内人党”成员,审讯人在施用过一切暴行后,竟将她的衣服剥光,把一根木头椎子塞进子宫里,最后,这个女青年活活被折磨死。一位男青年则被施用了将他的生殖器割下来的酷刑。在审讯另一名年仅20岁的所谓“内人党”时,专案人员用烧红的火炭烧那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伤口,当他被酷刑酷刑拷打的昏死过去偶后,一桶冷水向他泼去,接着审讯人员又将他双手缚住,高悬在熊熊燃烧着的火堆上,最终将他活活烧死。

  在草木皆兵的恐怖气氛中,清查“内人党”的宗旨远远超出了“宁肯错杀一千,绝不放过一个”,因此,由“内人党”而出生的冤情遍布内蒙古草原,并波及大陆各地。而制造冤案的人却不以为然。19689年2月4日,康生又说:“军队也有内人党,这个问题很严重。”谢富治说:“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,暗里是内人党,要把他搞掉。”结果,蒙、汉各组军民被搞得不堪言状,致使受牵连诬陷的人达到三十四万六千余人。其中蒙古族人占75%。以至不得不将一部分“新内人党”分子困在河北省唐山市集训批斗。

  以巴林左旗的八一大队为例,1968年10月到1969年5月,大队一百多户中被诬陷为“新内人党”的有63人,其中14人被迫害致死,16人留下终身残疾。

  清查“新内人党”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后果。这是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法制的一种必然结果。毛泽东曾经讲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,这样的事件在英、法、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,然而,这样的事件确确实实地在“社会主义国家”,包括苏联和中国发生了。这一切不是值得“社会主义国家”的人们认真思考并力求从制度问题入手彻底解决吗? —厳家其と高皋作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』—

 * 以历史悠久的翁牛特旗(汉译:神圣)为例:
概况:全旗人口29万,挖出13,276人,其中“真理党”757人,“内人党”1169人,“反动圣母军”1529人。这里死亡人数是“挖肃”当时现场打死、逼死之数。放出来回家之后由于伤重陆续死去的为数不少,未做统计。
  * 干部情况:旗革委会3名革命领导干部,一名被打成“内人党”骨干,2名被怀疑是“真理和众党”。旗直属单位结合的干部共25人,其中14人被揪斗,另外怀疑为国民党的1人,炮轰的4人,仅剩下6人没有问题。结合到公社的领导干部23人,被揪斗5人,怀疑为走资派的老班底“三党一军”(内人党、统一党、大众党、内人军)的8人。免职3人,剩下7人。
  * 吐故情况:在整建党中,各级革委会中被揪出、停职、撤职439人。海日松公社党委被打成“内人党”党委,下设18个支部有17个支部成了“内人党”支部,166名共产党员中有165人被怀疑是“内人党”,67人被专政。
  * 造反派情况:原“东方红”9名常委中有7名被揪,其中6人被专政。下属的12个兵团总部有11个的主要负责人被撤职。“烈火团”成员65%被或被捕、或被敦促投降。其中“赤遍全球”战斗队,被揪得只剩下2人。“联合兵团”头头共13人,9人被捕,3人被敦促,只剩下1人。
  * 逼供信情况:使用各种刑法80余种,如手指扎针、拔胡须、耳朵放爆竹、烤炉、冻冰棍等等,把人当牲畜侮辱。多数被捕者手铐、脚镣加身。[红山综合厂]制造许多刑具,公开出售。全旗被打死、逼死297人。
  内蒙革委会披腾联络总站编印的《5·22通讯》第四期(1969年6月16日)载文《白音汗公社挖“内人党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》 ,摘录如次:
  白音汗公社有11个生产大队(其中6个牧业大队,42个生产小队,6,000多人,其中蒙族近3,000人),白音汗公社革委会共由14人组成,8名蒙族委员中7名被打成内人党。公社直属机关95名职工干部中,48名被挖,占52%;蒙族干部则占64%,共产党员47%。全家被打成内人党的有十户,有俩个共产党支部被打成“内人党支部”。
  全公社6个牧业大队的134名党员,98名未逃厄运。全自治区有名的红旗牧业大队一位先进代表,被打成“内人党”后,不顾他身患重病,强行拉进会场。这么多的“内人党”及其变种组织,究竟是怎样挖出来的呢?一句话,就是私设公堂,酷刑拷打逼出来的。所用的刑法是:上吊、毒打、压杠子、绑小绳、蹲凳子等40来种。有的人彻夜不让睡觉,逼迫兄弟、父子、夫妻、朋友之间互相乱咬。有个牧业大队主任,在毒打之下,只好交出一份奶牛统计数字和饲料播种计划,作为“内人党”的“证据”。
  “内人党”家属得了重病不准医,导致俩户小孩重病死亡。公社一女教师,被逼抱着不满一岁的孩子弯腰,在脖子上压杠子。
  他们不让我们说蒙语,教训我们“要说中国话”。
  内蒙古的“二月逆流”,是内蒙军区几个领导人一手炮制的;在挖肃、打内人党运动中,又是军队领导人起支配作用,例如:全内蒙的滕海清、吴涛;呼和铁路局军管会主任夏一超,锡盟军分区司令赵德荣、哲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;乌盟京字411部队政委周发言、骑五师师长武尚志、军分区司令员贺涛其;呼盟军分区政委尚民等等。这些人闯下大祸,仅草草检查,便纷纷调离原地,保职的保职,升迁的升迁,实在不能平民愤者,退役后进入军队在各地的干休所养起来。军队在中国是个特殊群体,一个封建专制的堡垒,享受着特殊待遇,有沿袭的法权保护。  — 高树华 程铁军 《内蒙文革风雷: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》—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启之 《内蒙古文革实录:“民族分裂”与“挖肃”运动》—
[元宝山]
   元宝山牧场的“挖肃”灾难 :  原志久 刘凤歧 2013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.
  在文化大革命中,内蒙古昭盟(现为赤峰市)元宝山牧场是个重灾区,四十八天的“挖肃”斗争中,90%的人受到伤害(领导干部100%,原场职工90%,原场家属50%)在全场总人口400多人里,致伤、致残的就有40多人,自杀与因伤致死的6人。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无辜的,“挖肃”斗争给大人孩子身心造成的重创久久不能平复。

  1966年冬,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展开,大草原上的元宝山牧场虽然地处偏僻,但也紧跟形势,职工家属学生纷纷成立“革命群众组织”,举起“造反有理”“破四旧”的大旗,打破了牧场的平静。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两派,分歧的焦点是:牧场主要领导人以前执行的是什么路线?当时在“抓革命促生产”的号召下,牧场的工人尚能坚守工作岗位,农牧业生产受很大影响。 在成立牧场革命委员会时,对结合领导干部问题,两派产生分歧,各不相让,最后,原来的牧场领导无一被结合,牧场的革委会正副主任全由上级派,他们对牧场的情况了解不深,群众组织代表进场革委会的(即委员)也是老好人、中间人。
  “挖肃”斗争,即挖乌兰夫黑线,肃乌兰夫流毒的简称,是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内蒙古版,由于牧场新班子的主任经常外出,场革委会的工作无形中由强势的副主任孙天祥主持,他是“四十八天”悲剧的导演,牧场的人说到四十八天都会提到他。 场革委会开会,全由孙副主任一锤定音(因为没有不同意见)。久之,造成孙的独揽大权,给他胡作非为创造了条件。此时从旗里分配来一批新毕业的初、高中学生,当时叫“知识青年”,孙副主任通过培训将这批青年中的一部分打造成一支“攻无不克的劲旅”、“挖肃”斗争中的打人凶手。
  孙天祥以前是旗里的机动干部,一派群众组织的造反派的头头,他这一派是胜利者,因此被安排到元宝山牧场当二把手,分工专抓“运动”。他编造假案,动用酷刑逼人承认。他利用无社会经验的小青年充当打手。对牧场的职工、家属、学生、老干部、老领导残酷迫害。在逼供中即使将人致伤、致残、致死,孙天祥以“群众运动”为借口而无所顾忌。对本旗外的人,不管职务高低,对革命贡献大小,他毫不手软的迫害,但对旗境内的人他一边打一边拉,个别人竟成了他的心腹干将,也成了戕害人的帮凶。 此时的元宝山牧场暗无天日,受审者在“审讯室”里备受折磨,施刑者声似狼嚎的威逼(“你说不说!”),受审者惨叫呻吟,此情景使人怀疑:这还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牧场吗?简直就是日本宪兵队。
  陈辉民是牧场卫生所的医生,曾经在邻近的红山子公社医院工作过。1968年冬,孙天祥得知邻近的红山子公社医院挖出了“国民党”(都是假的),他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不能落在人家后边,要在元宝山牧场挖出“反动组织”,名扬天下。经过策划,将陈辉民作为突破口,先给陈安上罪名再逼他承认。就在他衣服后背的白布上贴上“国民党员”四个字,在审讯之前例行自报“罪名”时,陈没有自报出“我是国民党员”的罪名,被行刑者狠揍一顿。
  开始,陈大呼冤枉,说:“我有错误,可我不是那玩艺啊!”折腾了好一阵,陈承认在距离本场较远的牧区“达里诺尔公社”医院入的国民党,审讯人员说:“你都干了哪些坏事?”陈说:“我不给贫下中牧治病。”又说:“我看不起院长。”审讯者说:“还有!”陈接着说:“我故意骑死过一匹好马。” 此时,督阵的孙天祥插话说:“他还有个发展任务呢,叫他说说他都发展了谁?”接着陈说了四五个蒙族人名。 这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,斗争会将要结束,审讯者中有人说:“他交代的几个蒙族名字,就像汉人的张三李四一样普遍……”
  陈辉民屈打成招,但他并未攀咬元宝山牧场的人。但以后就由不得他了,孙天祥让他咬谁,他不咬不行。审讯人员对陈说:“红山医院的康国玺大夫是地下国民党反动组织的头头,他已经把你供出来了,你是赖不掉的。” 陈辉民说:“我二人确实在红山医院工作过,个人关系并不好,他不可能发展我,我真的不是!” 审讯人员说“你不老实!”打手说“欠揍!”话到手到,各种刑法轮番用到陈的身上,把陈辉民折腾得不像人样,青年们也累了,怕陈死了(因还没有完整的口供呢)就将陈押回临时牢房,严加看管。
  牧场因工作时间的原因,历来冬天吃两顿饭,晚饭后无事。但那天例外,晚饭后又提出陈辉民“过堂”,陈身上白天的伤痛还没过去,再添新伤,实在挺不住就“屈打成招”,承认自己是红山医院的国民党。知青们露出胜利的笑容,让陈辉民写文字材料,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孙副主任汇报“战果”。并表扬陈“回头是岸”,前途光明。孙副主任指示青年要乘胜追击…… 青年们向陈辉民指出“你要彻底交代你们的组织机构、行动纲领、人员名单——元宝山牧场内还有谁是你发展的?” 陈辉民挺不住刑瞎编了名单和组织机构。但他想到这样害了别人。 他说“我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员,不知道组织机构,人员名单和行动纲领。”
  青年们一听大怒,说他是“翻案”。因为已经向孙天祥汇报过,并受到表扬,他翻供,成绩全都泡汤了。于是就对陈用了大刑:四个人把陈按倒,在腿肚子上压上杠子(这是19世纪的刑罚,不知他们从哪学来的)。 压完杠子又把炉子升旺,对陈烘烤,当时陈大汗淋漓。在压杠子时陈发出阵阵惨叫,让审讯室外面过路的人听到了,都觉得毛骨悚然。陈辉民想:我这样被折腾死了,以后谁给我申冤?我死后妻子儿女谁管?此时他求生的欲望占了上风,先保住命再说吧。他跟青年要了碗水喝,说“我彻底交代”。就这样他写了些编造的材料,过后又一想这样不对,就又否认。
  青年们给他用了一种新的刑罚:把拖拉机上传动用的三角带箍住他的前额至后脑一圈,然后用小木棍上劲,箍得头像要崩裂似的,双睛外凸痛苦难当,陈辉民只得又一次承认是国民党,并且列出名单,审讯者暗示他“咬”谁,他就“咬”谁,他咬了不少人。在他的笔下反动组织就无中生有的出现了。 在当天的大会上,孙天祥手举假材料,声音提高八度,神采飞扬地说:“大家看,元宝山牧场不是一片净土,是藏污纳垢的地方,这就是证明,我们坚决肃清。我劝失足者赶快惊醒,党的政策……”孙天祥的讲话拉开了四十八天的序幕。
  陈辉民供出的反动组织名单里有副场长卢汉林。这可乐坏了孙天祥,他可抓住了反动组织在牧场的大人物啦。此时,内蒙古挖“内人党”的斗争在步步深入扩大,区内报纸、广播也大力宣传。在这样的形势下孙大主任在牧场挖国民党的信心更足。 卢汉林同志此时已年过半百,身体虽不错也禁不住精神压力和身体摧残,青年们对他用刑狠、辣,三角带勒在头上(脑箍)几度用力,老人昏厥几次。实在挺刑不过,在审讯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。青年们向孙天祥报捷时,孙要青年们乘胜追击扩大战果,卢副场长的家人就遭了殃。
  卢汉林同志的老伴是全场有名的忠厚善良勤劳的农村老太太,子女多,过日子勤俭,从没和邻居红过脸,身体瘦弱。此时,那些凶恶的打手将老太太抓去不到半个小时就打成了“胖官”,连吓带打,老人已无法活动,留下严重的后遗症,终生未愈。 卢的长女卢凤云,被抓时正在经期,被打得昏厥数次,经血不住地顺裤筒流下。身心受到的摧残至今仍未完全恢复。 卢的女婿赵贵是牧场的会计,身体单薄,知青们将他带进审讯室开打,衣服打开了花,背部、头部皮带伤累累,一个小时就昏过去三次,被青年用冰水激醒,浑身水淋淋地扔在地上。
  此时场革委会主任(一把手)看见了,找人把赵贵抬到炕上,换了衣服,叫人饮了点水。见赵贵的头部肿得厉害,只能看到嘴和眼成三条小缝。主任找到孙副主任说“不能再这样用刑了,如打死了人怎么交代?” 孙天祥不以为然地说“对敌人就是要狠,你现在同情他们,如果他们翻了天,他们对你就不客气啦,我看咱们班子应当反右……” 此话把主任吓了回去,再不管挖肃的事,任由孙天祥去折腾。
  赵贵连连受刑,身体已经垮了,在审讯人员诱导下把“入国民党”的事勉强说对了茬口。再找他,他对各种刑法确实惧怕,想:怎样能够把这里的情况让上级知道?躺在炕上忍着伤痛苦思冥想,最后找青年说:“我有重要罪行交代,给我一点时间”。青年们向孙天祥汇报,得到批准。赵贵说:“我要交代重大罪恶。”青年们大喜,三个人作笔录,恐怕漏掉赵贵所说的一句话,赵接着说:“我不是才入的国民党,我是在国民党退却时就被发展成国民党了,后来又入了特务组织,在文革前又给我配备了电台。近来牧场挖敌人风声紧,我偷偷地把电台砸碎烧掉……”(当时赵贵26岁,国民党退却时他才多大啊?)
  青年们听后大喜,让赵贵回牢房休息,再好好想一想还有什么交代的。就去找孙天祥汇报,孙听后高兴极了,让青年赶快抄赵贵的家。 这些青年到赵家翻箱倒柜,顶棚上、地下找了个遍,结果只找到一片烧黑的铝质薄片,约有36开白纸大小,(实际是一个破印台的底座)他们双手捧着交给孙天祥,孙如获至宝,立刻收藏在柜里,写成材料速报旗公安局。 第二天孙副主任在群众大会上手举黑铝片,高声对大家说“你们看,这是敌特用‘袖珍电台’的残骸,元宝山牧场的阶级敌人隐藏的太深了,他想销毁罪证,结果也被革命小将挖了出来,这是真凭实据,再狡猾的敌人也逃不出人民的法网,我已经叫人上报公安局了。” 赵贵用自己的智慧将元宝山惨案致死人命的信息报给了旗公安局。
  在此之前,已“靠边站”的牧场原书记常水站出来,向主持挖肃的孙天祥进言并写一纸条,内容是“……以前牧场工作的错误都是我的责任,但我们场职工、家属除一名新调来的我不了解之外,没有一个国民党,没有一个内人党,我敢保证”。 此话一出口,常水就招来猛烈的批判,六十来岁的他还被迫弯腰请罪,胳膊被拧伤。同时他也被怀疑是“内人党”,说他长得像蒙族,为何报汉族?其实常书记是冀东人,抗日干部。从口音与行为举止都能看出来,怎么“像蒙族”? 刘凤岐在受刑人群里算是挺刑最久的。元宝山牧场挖国民党的斗争步步深入,刘凤岐在农业组被叫到场部受审,一开始他还与知青辩论呢,说本场没有国民党,后来知青给他用刑,刘宁死不承认,知青们叫他低头弯腰,拧胳膊,用皮带抽他,他挺过去了。
  此时,黄分场也把怀疑对象调到场部。让他们看一看“国民党”们怎样受刑,起杀鸡给猴看的恐吓作用。有一名职工是共产党员、复员军人,他曾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役,一开始他对审讯人员说:“国民党叫我们追击到海南岛,消灭了,这里没有国民党。”  审讯者说:“你是从部队复员后入国民党的!有人揭发你。”让他观看行刑情况,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决定“不吃眼前亏”改口说:“我再想想。”第二天他的背后就缝上了国民党的牌子。 另一名共青团员看到别人的受刑惨状,夜里不能睡觉,一闭眼就出现施刑者们打人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。次日一大早就去“自首”说自己是国民党员。
  孙天祥在“宽严大会”上“宽”了这两位,说:“你们看,还是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有觉悟,知错必改嘛,早日回头我们欢迎!有些人顽固不化,我看你能抗拒多久。”
  在刘凤岐受刑的第四天,卢汉林老人挺刑不过又按照审讯者的提示写出“反动组织”的名单。其中就有刘凤岐,另外还有王天泉、孙良山、杨山、王发、籍文等人。刘凤岐因不承认继续受刑,有的人头脑灵活,抓进审讯室一打就招。孙良山受刑三天咬牙挺过,白天知青给他缝上牌子,夜晚他自己将“国民党员”的字样撕掉,他连撕三次最后也没挺住,屈认了国民党的罪名。杨山被上“头箍”昏迷过去,青年用脚踢他腰(让他站起)踢坏了腰、肾,也被迫承认是“国民党员”。籍文搞“曲线自救”仅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“狗腿子”不承认是“正式的国民党”。牧工戴子斌难抵酷刑,夜间溜出宿舍,自缢身亡。元宝山牧场的“挖肃”踩着群众的鲜血步步深入,以残害人命为代价向前发展。
  刘凤岐受刑已经七天七夜,他以《红灯记》中李玉和为榜样坚持挺刑。此时元场挖肃已入白热化,刘宁死不招,青年们也不示弱,变着花样用刑,除了日常的喷气式以外又增加了“白鹤亮翅”“金鸡独立”“苏秦背剑”以及脸朝炉火等等刑法。由于刑伤,胳臂肿得穿不上衣服只好披着,两腿肿得脱不下裤子,昼夜穿着。疼痛使他有时以头撞墙,把牙咬得咯咯响。
  他挺刑到第10天,知青们感到对他“强攻”不能奏效,他们把目光注视到牧工卜玉明的身上,卜是个老实人,已被迫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。青年们导演了一出戏剧:让卜当场“检举”刘凤岐,卜怕挨打就同意了,经青年们导演了一下午一晚上,到了半夜才学会。但是到会场见到刘凤岐时,卜玉明干张嘴,吭叽了半天也没说出检举的话,最后说“在羊圈你跟我说来……”刘凤岐问“说啥来?”卜说“就是那个。”刘又问“哪个啊?”此时青年过来拍拍卜的肩说“好啦,你立功啦,回去吧”。于是收场。
  刘凤岐受审到第11天。刘明白了:他们执意要整自己,不管真假,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。如果被他们整死,谁来申冤?同时他也看到牧场的老职工几乎全被“专政”。经反复思考他对青年说:我承认,但已写不了字,你们写吧,我签字就是。 再说卜玉明与刘俊发二人被释放,孙天祥以“送回”羊组为名,实则是派青年监视他俩。到羊组后那位青年再次套问他俩,他俩说了实话:“我们都是老工人,哪能入什么国民党?我们是怕挨打才暂时承认的。” 这番话被青年汇报给孙天祥,孙立即吩咐:将卜、刘二人抓回,晚间开大会批斗。会上孙宣布:卜、刘两人是破坏挖肃斗争的反动分子,要把他俩打倒、批臭!
  一部分“跟风”的家属一哄而上,骑到刘俊发的身上连压带打,刘俊发口吐鲜血,连血带汗流到地上。卜玉明原来怕挨打,现在被打得嗷嗷叫唤。他二人又被关押起来。 孙天祥为扩大战果,向各分场也派了得力干将,天天有捷报报到他面前。郭宝臣的胳膊被拧断,胡景山的肩关节脱位,家属杨怀荣胳膊被青年拧成两截,黄分场大师傅刘选的老伴被收审,不甘受辱服毒自杀。孙天祥得知也有些顾忌,给被“专”的“一小撮”开会,大讲“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,运动后期……如何如何”,但他对被审人员用刑的力度不减反而加强,他此时的“成就感”正浓、升官梦作得正香,不顾人民死活,不管政策,一味地强调对敌人要狠,把耕地用的犁铧子烧红,叫受刑人背上——不怕他不招。
   打手们用刑的花样翻新,王发的妻子怀孕,他们不打她就薅她头发,顶部的头发几乎薅光。籍文也被薅,头顶也几乎秃了。王发的岳父留长胡须,青年们先是一根一根的薅,后来一撮一撮的薅,疼的老人直哆嗦。 王发被打得不能走路了,躺在炕上。知青劝他,叫他咬刘凤岐,说刘曾发展他入国民党,王发没咬,因此他们将卧床的王发又暴打一顿。 小学生和家属也是挖肃的突破口,卢汉林、闫学洙、郭义、王发、罗树迁、李宗广、王峻山……都是“反革命家庭”。连10岁的孩子也不放过,身后背着白布牌子劳动。革委会监视这些“反动家庭”,夜间站岗、趴在门缝里偷听。不时地抄家,没收人家的钟表、银元……整个牧场人人自危。 赵贵的“台湾特务案”报到克旗,惊动了旗“公检法军管”,及时组织调查组开进牧场。
  此前,杜春景等几位赶大车的工人赶车去赤峰。出发前对场内的恐怖局面曾发表不满言论(被知青们听到)自知回场后也将被“专政”,在途中商量:到赤峰向业务主管部门(昭盟食品公司)反映场内的情况。那时牧场的王久辉在赤峰帮公司修理汽车,王久辉对牧场的挖肃早就不满,他们会合后就向公司领导李德永反映牧场的恐怖情况。 李德永率领王久辉与几位赶车工人到昭盟革委会,那里接访的马俊祥(军人)听汇报后深感事态严重,立即给下乡的盟革委会主任(周明,当时在巴林右旗)作了电话汇报。周听后回电话:一、揪出在清队工作中肆意践踏党的政策的幕后主使人。二、给致伤、致残的人员安排治疗。三、抓革命、促生产。四、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,进行无产阶级专政。
  此四项指示令克什克腾旗革委会执行,而克旗也接到了派赴牧场调查组的报告。即由旗革委会主任(军人,刘国仁)赴牧场,先找牧场原来的书记常水了解,综合三方面的情况,确知元场前段“挖肃”中的问题严重。当晚即召开大会。 在会上刘主任代表盟革委会、旗革委会向受害人致歉(行军礼)此时,在场的群众都哭了。 刘又宣布盟、旗两级革委会的决定: 一、撤销孙天祥一切职务,交给群众审查、批斗。 二、安排受伤、致残人员就医,轻伤在场治疗,重的可到外地诊治。 三、抓革命促生产,把牧场的生产搞好。 四、将李堂(制刑具者)以及陈辉民带往克旗。 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!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!
  把孙天祥揪到台前时,群众拍手称快,纷纷发言控诉孙的罪行,(知青们也揭露孙授计害人的阴谋手段)此时的孙天祥低头弯腰,向群众请罪。 此人在“挖肃”斗争后期被上级革委会决定“撤销一切职务,交群众审查、批斗”,最后刎颈自杀(当时被抢救送医院,以后死在医院) 元宝山牧场的惨案从开始到结束,整整四十八天。 –《炎黄春秋》–